知道有识之士也在议论、反思中国的教育体系，但是最多不过说说而已，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更没有大智大勇者来突破这样的教育制度，于是悲剧还在继续着。
（《孟子·尽心下》）他初见梁惠王，劝其先义后利时也说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于人曰浩然，沛然塞苍冥。
显然，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观点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是断断不可取的，因为这很容易流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造成人心陷溺，社会失衡。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批判精神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在《滕文公下》上所载墨者夷子与孟子的论辩中，孟子的批判主要就是针对墨家的爱无差等和功利主义。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吕氏春秋》说：阳生贵己。
[28]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他们都肯定知识分子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即以批评社会政治为职志。[21]李景林：《孟子心性论的理论原则及其现实意义》，《儒学与廿一世纪——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暨国际儒学讨论会会议文集》（下）第1174-1175页，华夏出版社1996年。它还进一步探讨情和礼的关系：道始于情，礼作于情，苟以其情，虽过不恶。
秦汉之际，在经过一阵战乱之后，政治又归于一统。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论语·先进》)这样，就把君臣关系统摄于更高的道这么一个价值理想上。凡此诸人，皆少新颖之贡献。
于是叔孙通提议由他到鲁地去征召他的弟子来共起超仪。为了实现第一个环节，董仲舒完成了三纲的构建，成功地进行了统治思想宗旨从亲亲为主向尊尊为主的转换，目的是适应从血缘向地缘，从分封向郡县的社会结构根本变动，以树立君权，强化社会秩序，结果是使儒家的民本思想遗失了。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这个思想是荀子倡言起来的，他在《王制》篇中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孟子·公孙丑上》）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
(《论语·公冶长》)但事实上孔子也有性近习远之说，开启了儒家人性论的思路。据《汉书·扬雄传》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苟非大贤，不能见得思义，故积恶成衅，罪不可解也。(《新语·大政下》)所以，他的民本思想也渗透着儒法融合的精神，[9]从而使儒家民本思想发生了价值偏转。
汉代统治者重建礼乐制度，将其规范化、普及化、世俗化，编织出一张笼天地、纳人神、齐万物的周密的文化网络。专务抱残守缺，传与其人，家法甚严，发明甚少。
由于这种儒学被主要地整合在政治文化模式之中，它对先秦原始儒学的变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真精神遗失也就更大、更多。性善情恶，情胜则荒淫也。
为了减轻压制过重，他又提出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方案。大臣汲黯曾劝谏说：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其次，君臣关系的扭曲。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有悠远的历史。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灾异之说可以说是与神道设教类似的神道慑政，即以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威慑制约君主。
这就是说，他能够把为学与为人合而为一，将学问的探讨与人格的修养结合起来，与当时董仲舒、公孙弘以及其后的那些经术之士不同，而远承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风格、气质和精神。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
汉武帝则笑着回答：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这种结合可以表达为政治指导思想与法律制度的结合，道德伦理与法律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等等。
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战国策·齐四·齐宣王见颜斶》）这说明在当时诸侯纷争的时候，士人的社会价值得到了充分实现，也就迫使现实政权对他们的价值有足够的认识，这样士人的社会地位就自然高了。
在先秦，孔子在说君君臣臣的时候，强调的是君臣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说明君与臣是对待的、互为条件的。他们对战国时代的社会进行大胆批判，对王者表示出一种高傲的风骨。（《阳尊阴卑》）功出于臣，名归于君。贾谊论君臣之间当明等级、正纲纪，以别贵贱、尊卑。
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子路》)，一出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不过，他所说的情主要是指人的亲子之情(孝)。不过，民水君舟比起民贵君轻来说，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
对此，汉代一些士人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如东方朔在《答客难》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叔孙通曾任秦博士，他所说的秦仪应该是货真价实的。
(《汉书·元帝纪》)宣帝上述一番话，是对秦汉政治文化整合的最精辟的总结和概括。以上是就基本倾向说的，实际上，在儒学真精神逐渐遗失的过程中，也有儒家学者对儒学真精神进行着不懈的追寻和努力的拯救。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认为颜斶无礼，而颜斶则强调说：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衍经术以言政治，所谓以《禹贡》行水，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由此可知他为汉廷所制的朝仪其实只不过是秦廷尊君卑臣那一套礼节。前者属于理想主义的政治理论，含有批判现实的君主政治的价值取向。
这样的变异的外因是先秦和秦汉以后的社会发展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士人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来儒家学者批判现实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风险却越来越大。
如贾谊、董仲舒、龚胜、萧望之、匡衡、刘向等。(《孟子·万章下》)，并认为汤武革命是诛一夫，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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